一般社団法人日本徽商協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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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活動情報

徽商文化底蕴

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,道理十分简单:徽州地理环境恶劣,适合耕作的土地少,除了出外经商,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。地处皖南山区的古徽州,大山阻隔,历经数朝代变迁中的战乱而不受骚扰,人口急剧膨胀,山多地少,难以谋生;另一方面,异常丰富的山区物资和土特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:走出大山,以商代耕。人们被迫将经商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。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;十二三岁,往外一丢。”的民谚,恐怕就是这种经商原因和习惯的真实写照。

古徽州人为谋生而去经商,找到了比务农更有出路的行当和发展空间。为谋生而当学徒,但决不仅仅是为当学徒或伙计,获得了经验,便自立门户,开始自己创业,活跃于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,以至日本、新罗、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。各宗族十分推崇和支持族人外出经商,由此便看出古徽州人的创业精神。

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,由于交通闭塞,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“世外桃源”。《新安名族志》中说,从两晋起,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。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,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,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。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,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。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,徽州民风“益向文雅”。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“徽骆驼精神”。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,他们不辞劳苦,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,“无远弗届”,“走死地如骛”,乃至“数年不归”。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,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,不能做“茴香豆腐干”。婺剧《对课》中“八仙”之一的吕洞宾,唱着要买“游子思亲一钱七”(药谜),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,曰:“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(茴香)”。显然,“茴香”的谐音也就是“回乡”,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。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,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:一是茴香,二是萝卜干-“萝卜”是因其谐音“落泊”。

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,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、地缘聚居,往往是父带子,兄带弟,叔带侄,舅舅带外甥。徽州人外出经商,在城镇落脚之后,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,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。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,在集聚财力、物力、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。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,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,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。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,有一个专门的组织,叫徽商会馆。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,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,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,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。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,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,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,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。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。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,建于1560年,由旅京徽商杨忠、鲍恩首倡。湖北汉口新安会馆,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、开辟码头,渐渐形成一条“新安街”。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,有房产、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,规模宏大。

源自深山僻壤,“流寓四方”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,站稳商埠,立于不败之地?靠的是什么?靠的就是“诚信仁义”。古谚云:“无商不奸”,而徽商恪守信义,诚实经营,以至达到感人肺腑的地步。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:“惟诚待人,人自怀服;任术御物,物终不亲”。

徽商经营的信条和准则:“生财有大道,以义为利,不以利为利”;“财自道生,利缘义取”等,可以说是其在各地立业的精神之所在。徽商吴南坡在买卖时,遵循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,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”的诚实经商之道,长期践行,始终如一,得到四方盛赞,众口相传,以致于客户每入市,只要看到是吴南坡的商号,便只管去购货,买了便走,不问所购之物,是好或坏,也不论是多或少。达到如此境界,可想其诚信程度。

古徽州人重商崇学,历代既出巨贾又出大儒,这和他们世代信奉的经世哲学有关,徽州,特殊的地域,曾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,得天独厚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,培养了徽州人崇尚“博闻强识而让,敦善行而不怠”的君子之风。徽商与徽文化源远流长,徽商历来奉行“贾道而儒行”,倡扬诚信之商德,“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”,不以“功利为急”,故誉溢湖海,“而资益积也”。“亦贾亦儒”相得益彰。古徽商的成功壮大,历时之长,正是这“亦贾亦儒”的结果。由于“儒”,使他们在理解经营之道、处世之理、顺应时势、竞争法则、经商谋略等方面,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许多。产生过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.徽商的西递村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副对联: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,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。”还有“读书好,经营好,效好便好。创业难,守业难,知难不难。”它似乎辨证地说明了徽州人的贾儒关系。在古徽州“十家之村,不废颂读。”这是奠定徽商发达且兴业的文化底蕴。

以儒学为本的徽商始终把“薄利生财、甘为廉贾”原则作为经营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。强调不贪心、不盘剥,不做“一锤子买卖”,商家与顾客相互依存、互惠互利。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,低息借贷便民,从不居中敲剥。嘉靖22年谷贱伤民,他平价囤积,次年灾荒,谷价踊贵,他售谷仍“价如往年平”,深得百姓信佩。无独有偶,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,一年大灾,有人劝他“乘时获得”,他却说,能让百姓度过灾荒,才是大利。于是,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,还设粥棚“以食饥民”,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,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。

“廉贾”之心源于仁。行商坐贾在任何时候都胸怀善心和良知。清末徽商的顶级人物胡雪岩曾经对什么是商人的“良心”作过高度概括,他说:“对朝廷守法,对主顾公平,就是讲良心”。“廉贾”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正确看待钱财,强调人对财富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悟,既不视金钱为“万恶之源”,又不被金钱所累,强调钱财要“取之有道”,“仁中取利,义中求财”。“廉贾”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战略眼光,不浮躁,不急功近利,不贪婪,不图短时爆富,而是求基业常青,注重打造商誉,塑就百年老字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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